漢書經籍志「東漢經學是什么」

作者：顧永新（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研究員）

皮錫瑞《經學歷史》將西漢元、成帝以降直至東漢劃為經學極盛時代。清人倡明“漢學”實為東漢古文經學，確與西漢今文經學不同。雖然東漢立于學官者仍為今文經學，但古文經學勃興，經過從西漢后期到東漢的反復博弈，至三國之際古文經學已經無可動搖地占據了主導地位。下面，我們以問題為綱，簡要介紹一下東漢經學。

博士制度與熹平、正始石經

經學的真正發展是從漢武帝開始的，“罷黜百家，表章六經”，置立五經博士，確立了儒學的正統地位，并且成為此后傳統社會意識形態領域的統治思想。王莽、更始之際，天下散亂，禮樂崩壞。及光武中興，雅好經術，四方學士如范升、陳元、鄭興、杜林、衛宏等云會京師，于是立五經博士：《易》施、孟、梁丘、京氏，《尚書》歐陽、大、小夏侯，《詩》齊、魯、韓，《禮》大、小戴，《春秋》嚴、顏（《后漢書·儒林列傳序》），這就是今文十四博士。嗣后又立《春秋左氏傳》《穀梁》博士，未幾而罷。自是訖漢末，無所增損。光和三年（180），靈帝“詔公卿舉能通《尚書》《毛詩》《左氏》《穀梁春秋》各一人，悉除議郎”（《后漢書·孝靈帝紀》）。這應該是針對已立于學官的五經博士而言，比如有官無人者，所立并非古文經博士。換言之，“漢世所立十四博士，皆今文學也。古文諸經，終漢之世未得立于學官”。

漢末未遑庠序之事，博士失其官守，“今文學日微，而民間古文之學乃日興月盛”。至曹魏黃初之際，復立太學博士，所立諸經，“已非漢代之今文學，而為賈（逵）、馬（融）、鄭（玄）、王（肅）之古文學矣”，于是古文經始立于學官，“而漢家四百年學官，今文之統已為古文家取而代之矣”。王國維先生推定魏十九博士分別是《易》鄭氏、王氏，《書》賈、馬、鄭、王氏，《詩》及《三禮》鄭氏、王氏，《春秋左傳》服氏、王氏，《公羊》顏氏、何氏，《穀梁》尹氏。其中除《禮記》《公》《穀》三家為今學，余皆古學。由是知西漢今文學皆廢于此數十年間，“學術變遷之在上者，莫劇于三國之際，而自來無能質言之者，此可異也”。蜀漢與吳亦置博士，雖員數無考，而風尚略同。（以上《漢魏博士考》）

與經學的巨變相適應，漢末和曹魏分別有石經刊立。熹平石經雕鐫的緣起是經學章句漸疏，經書輾轉傳寫，文字多有舛誤，亟須官方的統一標準文本。首倡者為宦者李巡，蔡邕董其事，校定經書文字，躬自書丹。其事始于熹平四年（175），訖于光和六年（183）。這是儒家經典的第一次刻石，于蘭臺漆書之外有了公開、標準的經書文本，影響深遠。據馬衡先生考證，所立七經分別是《易》主京氏，《書》主歐陽氏，《詩》為《魯詩》，《儀禮》為大戴傳本，《春秋》經為《公羊》家傳本，《公羊傳》為嚴氏本，《論語》為《魯論》，均為今文經，字體是一體（字）即隸書。（以上《漢石經概述》）

魏正始中，古文諸經已盡立于學官。因為“當時學官所立者既為古學，而太學舊立石經，猶是漢代今文之學，故刊古文經傳以補之”（王國維《魏石經考》）。所立皆為古文經，經目是《（古文）尚書》《春秋》經及《左傳》部分（王先生說；馬衡先生《魏石經概述》以為《左傳》系試刻），字體是三體（字）即古文、篆書、隸書。漢魏石經刊立后一直作為歷代朝廷正定經書文本的圭臬，至隋唐秘府猶有拓本存藏，唐代秘書省“正定文字”和國子監書學博士的專業都有石經。因為漢、魏石經雕鐫時間接近，又分別放置在太學講堂東西兩側，加之后世幾次遷移也是一起進行的，所以六朝以降多有不辨漢、魏和一體、三體，而將二者混同者。

今、古文經學與白虎觀會議

今、古文經學之爭，是經學史上最重大的問題之一。今、古文之所由分，其先由于書寫文字之異，后來演變成經學派別乃至政治斗爭。今、古文經學的主要爭端體現在《書》之今、古文，《詩》之今文魯、齊、韓三家與古文《毛詩》，《春秋》之今文《公》《穀》二傳與古文《左傳》，《禮》之今文十七篇與《逸禮》及百三十一篇《記》，以及《孝經》今、古文，《論語》之今文《魯論》《齊論》與古文《古論》。

西漢平帝時，王莽執政，好古文，又素重劉歆，古文經《左氏春秋》《毛詩》《逸禮》《古文尚書》及《樂經》一度立于學官。此外，“歆以《周官》十六篇為《周禮》，王莽時，歆奏以為禮經，置博士”（《漢紀·孝成皇帝紀二》）。自此古文經影響逐漸擴大并流行開來。

東漢嗣興，雖然立于學官者皆為今文經，不過諸儒治古文經者漸多，而爭論亦日漸激烈。光武即位之初，尚書令韓歆上疏欲為《費氏易》《左氏春秋》立博士，建武四年（28）正月云臺集會討論。博士范升反對，指斥“無有本師，而多反異”（《后漢書》本傳）。陳元主張置立，二人反復論戰，終立《左氏》學，不過諸儒反對的聲音依然很盛（《后漢書》陳元本傳），最后還是隨著司隸從事李封的去世而廢止。足見此時今學、古學的博弈異常激烈，即便古文經短期內得到朝廷認可，終究還是無法成為官學，畢竟今學仍然占據著主導和統治地位。

章帝好古學，“降意儒術，特好《古文尚書》《左氏傳》”，詔治古學的賈逵入講白虎觀、云臺，善其說。（《后漢書》賈逵本傳）李育出身今學，但又涉獵古學，以為陳元、范升“多引圖讖，不據理體”。后拜博士，“最為通儒”。何休“精研六經，世儒無及者”，作《春秋公羊解詁》。（以上《后漢書·儒林列傳下》）又著《公羊墨守》《左氏膏肓》《穀梁廢疾》，鄭玄乃作《發墨守》《針膏肓》《起廢疾》，何休見而嘆曰：“康成入吾室，操吾矛以伐我乎！”（《后漢書》鄭玄本傳）由是古學遂明。不過鄭玄不主一家，許慎撰《五經異義》，多從古文說，鄭玄復作《駁五經異義》以難之。

由于今學、古學分野既明，爭議時起，建初四年十一月，章帝詔與諸儒論五經于白虎觀，一時名儒如丁鴻、樓望、成封、桓郁、班固、賈逵、李育等，既有今學名儒，也有古學巨擘。會議的主題是“講議五經同異，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制問，侍中淳于恭奏，帝親稱制臨決，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，作《白虎議奏》”（李賢注：“今《白虎通》。”）。八年十二月降詔“其令群儒選高才生，受學《左氏》《穀梁春秋》《古文尚書》《毛詩》，以扶微學，廣異義焉”。（以上《后漢書·肅宗孝章帝紀》）知其針對今學的弊端，而思有以匡正，雖未立學官，但扶持、獎進古學，已現端倪。

總之，從西漢哀帝至東漢桓、靈帝，今、古學數次辯難，除《春秋左氏傳》等古文經一度立于學官外，古文經終漢之世未立學官，今學始終占據正統地位。雖然所立學官如是，但民間已多趨向于古學，所以東漢著名學者如鄭興、眾父子，賈逵、服虔、許慎、馬融、鄭玄等都是古文家，不過大多兼治今、古學；李育、何休專以今學名家，但也涉獵古學；至鄭玄，則集今、古學之大成。

讖緯與鄭玄以緯解經

讖是假托神靈的預言，以讖解經而為緯。讖緯是漢代儒學宗教化的產物，比附經傳，依托孔子。（鐘肇鵬《讖緯論略》）讖緯起源于西漢后期哀、平之際。新莽以降，讖緯廣泛流行。光武應圖讖興，更加崇信讖緯，中元元年（56）“宣布圖讖于天下”（《后漢書·光武帝紀下》），運用政治和法律手段維護讖緯之學的權威性。其后“顯宗、肅宗因祖述焉。自中興之后，儒者爭學圖緯，兼復附以妖言”（《后漢書》張衡本傳），顯宗“又詔東平王蒼，正五經章句，皆命從讖”，于是研習讖緯形成風氣。七緯為內學，五經為外學，五經之義，皆以讖決。南朝以降，讖緯之學浸微，直至隋煬帝禁毀“天下書籍與讖緯相涉者”（以上《隋書·經籍志一》），自是日漸消亡。

緯書中的經說皆取自今文經學，如《易》緯推繹孟、京氏，《詩》緯為《齊詩》說，《春秋》緯為《公羊》說，其中以《公羊》學對讖緯的影響最大（七緯之中《春秋》緯最多）。“今學經師幾乎無勿言圖讖者。圖讖之于后漢，抑猶陰陽災變之于先漢也”（錢穆《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·兩漢博士家法考》）。反對讖緯最力者為桓譚和張衡。后至鄭玄“念述先圣之元意，思整百家之不齊”，遍注群經，兼通今古，集漢學之大成，“自是學者略知所歸”（《后漢書》本傳），昭示著今、古學之爭的終結，形成了經學史上的“小統一時代”（《經學歷史·經學中衰時代》）。鄭玄的偉大，“是把經學成為學問的獨立”（本田成之《經學史論》第四章），已不僅僅是“利祿之道”。其學術特色之一即引緯以解經，且引經以注緯。

皮錫瑞認為東漢經學盛于西漢，具體表現有二：“一則前漢多專一經，罕能兼通”，“一則前漢篤守遺經，罕有撰述，章句略備，文采未彰”，而后漢學者多兼通群經，并且著述宏富。此外，“前漢重師法，后漢重家法”，“師法者，溯其源；家法者，衍其流也”（《經學歷史·經學極盛時代》）。就其學術特色之別，“前漢今文說，專明大義微言；后漢雜古文，多詳章句訓詁”（《經學歷史·經學昌明時代》）。在今天看來，以古學為重心的東漢經學的學術成就遠遠高于西漢，對后世的影響也更加深遠。

《光明日報》（ 2022年03月26日11版）

來源： 光明網-《光明日報》